污污漫画

· 作者简介：

董昊，污污漫画 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摘要：

1949年南北干部会师后，浙江省不同类型的党组织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杭州地下党、浙东临委结束工作，以南下干部为核心建立了新的组织系统；处属特委、浙南地委则因本地干部的坚持形成了不同于上级预想的人事格局。为了解决组织重建后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在政策、思想等方面的分歧，浙江省委加强制度建设，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学习与思想教育，强化个体的组织性而非地域性，维护了干部队伍的团结，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 基金：

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南下干部在苏历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5DJC002)

· 关键词：

南下干部；浙江；土客问题；本地干部；南北会师

·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5期

1949年5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大会，庆祝来自长江以北、江南游击区和杭州地下党同志们的胜利会师。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背景下，中共南北力量的会师被视为“关系我党我军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节问题”。正确处理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的关系，是关系到中共在浙江的接管建政和以浙江为稳定后方支持解放军继续南下的关键问题，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南方新区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学界尚无关于1949年浙江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会师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分散在对入浙南下干部的整体考察中，大多将会师视为革命胜利的象征性时刻，忽视了其作为“重大关节问题”背后所蕴含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与干部关系，未能充分展现会师过程中南北干部之间的往来互动以及中共推动新区组织发展的政治智慧。因此，本文以1949年中共南北干部会师中较为典型、复杂的浙江省为例，结合多种史料，从组织运行的视角尝试考察南方多种类型的党组织在会师之后不同的发展路径、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以及中共如何推动二者之间团结等问题。

自大革命之后，中共在浙江一直保持着一定规模的组织系统，既有城市地下党，也有游击区的党组织。这些本地党组织在浙江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师后理顺南北干部关系，成为新区开展各项工作的组织基础。

南下渡江之前，华东局就已考虑到未来的干部会师问题，于1949年4月1日作出专门指示。首先，华东局肯定南方游击区党政军组织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成绩，要求南下的军队和干部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加以重视与虚心学习，“切戒自高自大”。其次，华东局指出了游击区干部在掌握中央政策方针方面的不足，要求在一般政策上“多倾听南下同志的意见”。最后，针对可能发生的团结问题，华东局强调必须“在一定组织内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手续去求得解决，不可意气用事”，同时要求领导干部以“自我批评的态度，主动的去团结当地党和当地同志”。5月4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的会师要求表示“完全同意”，并再次强调南北干部都要对南方干部因远离中央这一客观原因而造成的不足有正确认识，尤其是南下干部必须自觉地深刻注意这一点，对游击区的干部“少作求全的责备”。

中共中央与华东局的批示指示只对游击区内干部会师后的注意事项作了规定，并未涉及城镇内的干部会师以及之后南北组织的发展问题。浙江原有党组织在干部会师后的发展与其是否掌握武装和根据地有着直接关系，即城市地下党与游击区的党组织有着明显不同。

由于未掌握武装且规模较小，城市地下党以动员工人、学生、职员等工作为主，缺乏独立接收并管理某一地区的能力，因此在干部会师后即结束工作，成立由南下干部主导的南北干部共同参与的新组织。除了客观因素，城市地下党负责人的主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南下干部为主导的组织重建。在他们看来，自己虽然在城市解放过程中贡献了力量，但与南下大军的战绩相比是次要的。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刘晓就明确指出，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与协助解放军，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宣告结束，要“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解放军结成一体，负担起新的任务”，“尊重他们的领导并以积极态度协助他们工作”。

杭州地下市委的结束与新杭州市委的成立，正是新区城市党组织发展历程的缩影。5月11日，新成立的浙江省委决定结束杭州地下市委的工作并成立新的杭州市委，高度肯定杭州地下市委在组织、宣传与统战等方面对城市解放作出的贡献，同时指出，解放后的各项工作“单靠前杭州市委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依靠外来干部的力量，只有依靠军队干部、外来地方干部与杭州本地干部三者结合起来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新成立的杭州市委由南下的七兵团政委谭震林任书记，原杭州地下市委书记林枫任第一副书记。南下干部不仅担任正职，而且在人数上也占据优势，10名市委委员中仅3人是本地干部。在稍晚成立的杭州市政府中，正、副市长也均为南下干部。

与拥有较多党员和职业革命者的城市地下党相比，小城镇的地下党规模一般较小，且缺少脱离生产的职业革命者，因此在干部会师过程中，南下干部处于主导地位。例如，湖州南浔解放时仅有8名地下党员，在南下干部到达之前，地下党由七兵团民运部门接收了组织关系。5月中旬，南下干部到达南浔并建立政权后，七兵团将地下党的组织关系移交给了地方党组织，8名地下党员根据工作需要分别转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

相较于城镇地区干部会师过程中南下干部主导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对于游击区的干部配备，省委计划在政治上、组织上以南下干部为主，以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报告中所提“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为原则选择领导班子成员，重视照顾本地干部。但由于各游击区情况不同，省委的这一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呈现不同的情形。

第一种是游击区内原有党政系统结束工作，以南下干部为主建立新的组织系统。以浙东临委为例，1949年5月16日，省委发文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单靠浙东临委的力量，以及浙东临委这样的组织形式，已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要将各方力量“更好的组织起来，加以重新部署”。省委决定在全省成立若干个地委，“浙东临委的工作即行告一结束，浙东临委及浙东游击区各地方各方面干部即分别参加适当的地区与工作部门的工作”。对于一般干部的配备，原则上以解放军干部与南下干部负责主要的领导工作。21日晚，22军政委丁秋生在绍兴会师大会上重申干部会师后组织重建的原则，即“一切过去机构应改组”，今后“在各个工作单位上，应由大军干部及南下干部来兼任和担任”，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建设新中国有一些经验”，而浙东地区“过去的机构是仅仅适应于游击区的环境和任务，是临时性的，是在干部极少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此外，浙东临委几位主要干部之间“存有隔阂而尚未解决”，向上级争取保留原组织系统与人员班子的动力不足。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浙东地区党组织重建工作十分顺利，浙东临委下属军政系统也在极短时间内宣布结束。

在地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实际安排中，省委对本地干部采取了一定的照顾措施。金华、绍兴地区的专员由本地干部担任，嘉兴地区的地委书记与专员均由本地干部担任，临安地区的地委书记由本地干部担任。尽管这些地区内地区一级的全部或部分党政正职由本地而非南下干部担任，但南下干部在地委委员中占据的数量优势，保证了南下干部在政治与组织层面的主导权。

第二种是保留游击区内原有的党组织，补充部分南下干部后按照全省的统一划分改组为新的地委。7月，省委将处属特委、浙南地委改组为丽水地委与温州地委。除原计划由本地干部担任的丽水地委书记由南下干部代理外，丽水与温州两个地区其余的党政一把手均由本地干部担任，本地干部在两地的党委委员中也占据多数。这种人员安排完全超出了省委计划中对本地干部的“照顾”范畴。

这种结果与浙南地区的解放与建政历程密切相关。渡江战役后，在江南地区整体局势的推动下，浙南地委几乎“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浙南”除了福建的福鼎、柘荣和寿宁县城是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外，包括温州在内的11座县城均由浙南地委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各县城相继解放后，浙南地委要求“各级党必须立刻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力量”，建立从专署到乡村的各级政权机构，并大胆提拔新干部。在南下干部到达之前，浙南地区已基本建立起完整的地、县、区三级党政系统，浙南地委还于5月9日成立了温州军管会。不过，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上级对浙南地委的上述举措并不了解。

5月26日，负责解放温州的21军与浙南地委在温州城外会师，军管会的改组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最终军队干部占据了优势。21军在杭州时曾接受上级关于浙南地区人事安排的指示，如任命21军政委康志强为温州军管会主任，浙南地委书记龙跃为第一副主任，省委代表李培南为第二副主任。由于浙南地区形势变化太快，加之“谭政委对温州情形亦不够了解”，相关指示在21军到达后已与当地实际情况不相匹配。但21军主要领导在没有深入了解当地情况以及没有“与龙跃同志等商讨”的情况下，就计划接管并重组军管会。此举使军管会“几位主要负责人感到十分尴尬，同时也引发了军管会干部的不满和牢骚”。27日，龙跃在浙南地委四届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致开幕词，提出准备将军管会和温州市委移交给21军与省委代表。李培南解释，省委之所以决定成立军管会，是因为对温州情况不了解，既然已经有了军管会，就“不要移交了”，只需要“在组织上人员上充实一下，调整一下”，同时要求本地干部“照旧工作，不要误会为移交”。6月2日，温州军管会改组，康志强任主任，龙跃、李培南、邓逸凡任副主任。在改组后的8名委员中，本地干部3人；在4名正、副主任中，仅龙跃一人为本地干部。军管会下设各科改称部，部长由21军的干部担任，本地干部多任副职。

中华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相比带有临时性质的军管会，成立正式且公开的党政机构是长期坚持斗争的本地干部“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因此，当大批南下干部到达温州后，南北双方围绕人员安排出现不同意见，本地干部态度较为坚决，最终南下干部作出让步。5月底6月初，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的一千余名干部到达温州等待分配工作，却被告知温州“市、县领导班子已配好了，不再需要外来干部支援”，要求他们返回杭州等待省委另行分配。后经过几次商谈并得到省委同意，第四大队被一分为二，大队政委彭瑞林带领一部分干部去丽水工作，大队长李铁锋带领一部分干部留在温州工作。

6月中旬，龙跃前往杭州向省委汇报工作。在此期间，龙跃多次向省委及相关人员汇报浙南组织情形并了解南下干部情况，省委也多次同龙跃研究浙南干部问题。对于相关情形，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杨思一在日记中记录较多。24日，杨思一分别向龙跃、王文长、彭瑞林、李铁锋了解处属、温州的干部情况。南下干部在温州的经历以及本地干部对南下干部的态度，杨思一自然有所了解。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龙还是很害怕拆散自己这一套班子”，不太欢迎外来干部去工作。25日上午，杨思一向谭震林请示浙南地区的干部配备问题，随后请王文长向龙跃介绍南下干部的情况。27日下午，杨思一到龙跃处研究浙南干部问题。7月12日晚，杨思一再次到龙跃处研究干部问题。13日，省委研究温州地委干部配备及工作部署问题。

长期在危险环境中共同工作，不仅增强了干部个人之间的联系，也深化了领导干部对整个组织的感情。革命胜利后，普通干部出于个人情感不想被拆散，领导干部出于整个组织发展的考量也不愿被打散。不同于城市地下党，游击区党员干部的武装斗争赋予他们在会师后组织发展与人员安排中更多的话语权与“底气”。在南下干部去留的交涉中，浙南地委表现出超出省委预料的自我意识。在杭州的汇报与谈话，进一步反映了龙跃本人对浙南干部安排的期望和对南下干部的态度。为了肯定浙南地委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维护团结，省委在领导班子的人员选择上更加照顾本地干部。7月，省委发出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积极评价浙南地委坚持敌后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为了使党的组织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建设工作的需要，决定将原浙南地委改为五地委”，龙跃为书记，李培南与本地干部林辉山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在改组后的地委中，本地干部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原浙南地委的领导班子并未被打散。由此可见，龙跃的“担忧”受到了省委的重视，浙南形成了异于他处的人员结构。

此外，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会师指示中的原则，省委和南下干部揽下了浙南地区会师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主要责任。省委将会师时发生的不愉快定性为“误会”，承认是省委的疏忽导致“手续不周”，同时批评南下干部处理问题过于着急，以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7月底，温州地委召开五届一次扩大会议，龙跃在开幕词中特意解释与强调了第五届温州地委的由来，以此证明新老地委之间的继承关系，而非“另起炉灶”，即省委“对于我们地委的番号及地委委员的人选也已作了新的更改与决定，所以第四届地委就告结束。这一届地委就应该是第五届地委了”。康志强在讲话中重申了省委的决定，并作自我批评，“南下因为情况不了解而发生了误会，我是要负责任的”。

此外，个别地区的南北干部在政府人员的任用上也存在不同意见。南下干部多看重出身，希望对新干部进行初步审查鉴定后再分配工作；本地干部则更多考虑地缘、学缘关系，希望将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新干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例如，临安某县副县长李某想要将旧政权的两名科长安排为新政权的科长，南下干部不同意，李某“就很不满意”。对于其发展的多名新干部，县委希望仔细了解后再分配工作与明确级别，“因为对好多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才来到革命阵中，马上分配给他工作是不好的”。县委“这一慎重，首先就引起李某的反对了”，因为“这些人大部是当地几个党员干部的亲戚朋友同乡同学，主要是李某的同乡同学”。

不过，从浙江全省范围看，出现的问题“大多属于生活方式与工作态度”，并非不可调和。大多数南北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有较强的组织观念与纪律意识，即便是在问题相对较多的地区，双方仍能顾全大局，保持基本的团结。

对于出现的问题，许多干部尝试主动让步，希望以此推动团结，但效果并不明显。例如，平阳县的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土改过程中出现分歧，南下干部为了维持团结，“只顾打算讨好，结果也团结不好”。因此，真正解决南北干部之间的矛盾，仅靠个体的让步与妥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组织手段与制度建设加以教育和改造。

会师之初，省委对双方可能发生的问题已有初步判断，要求各级党委尽快“建立正常的工作学习与组织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将来自各方面的各种不同作风，锻炼成为统一的新的作风”。

建立健全统一的正规的工作制度，有助于“逐步的克服组织上、思想上、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为了使南北干部“迅速融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省委于1949年6月要求各地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制度和个人负责制度，规定地委、县委必须设立集体办公室，废除在个人寝室内办公的老习惯，主要领导干部每天必须有两个小时以上的集体办公时间，“以便及时研究商量一切有关政策等问题，求得一致”；主要领导干部之间凡事应先交换意见，上级的指示要求要经过集体研究讨论后再执行，改变“你看到你办，我看到我办，互不通报的作法，这就减少了隔膜与误会”。在请示汇报方面，省委要求南下干部多向本地干部中的主要领导干部请示，本地干部也要如此，双方互相请示。

在问题较多的地区，建立正规的工作制度尤为迫切。6月，李培南在浙南地委四届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集体办公可以使大家经常交换意见，随时可以商量，“不仅生活上可以融洽起来，而且对问题的处理更好些”。集体讨论、研究可以使本地干部对当地具体情况的掌握与南下干部对政策的掌握结合起来，促进双方的团结与工作的开展。随后，温州地委相继发出关于建立集体办公制度的通知和关于会议报告制度的决定，要求各地遵照执行，以促进各部门工作的开展以及干部之间的团结合作。

让南北干部在政策、纪律与思想层面不断靠拢，离不开对党的政策纲领的学习，而干部学习的有序开展则离不开学习制度的约束与保障。中共将制定、执行正规的学习制度视为组织发展与干部成长的重要手段，学习政策不仅可以减少干部工作中的分歧，还可以推动干部的思想与行为走向政策规划下的共同目标，成为“达到团结的基本问题”。根据会师后开展工作的需要以及干部的实际情况，省委将建立正规的学习制度分为干部集中培训与干部在职学习两个阶段。

干部集中培训主要根据本地干部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内容、制定学习计划，尽快弥补他们在政策、纪律等方面的不足，拉近南北干部的差距，“达成全党团结无间”。1949年5月31日，省委作出培训干部的决定，要求原游击区要有计划地对本地干部、党员以及游击队员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主要加强政策与党建基本知识教育”，同时“针对游击区干部实际需要学习的分别作专题报告，组织联系过去实际的讨论与总结”。6月2日，省委再次要求对本地干部“一般的应集中起来，有计划的进行一次短期学习”，特别注意加强对新党员、新干部的教育，“严格组织学习”。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学习的内容与方式进行了灵活调整。临安地委除根据省委的指示外，主要分析当地党员干部思想行为上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地委对本地干部进行集中培训，“缩短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政策原则路线上的距离”。在内容上，将政策文件“结合他们自身的问题来讲”。如在人员任用上，向本地干部说明“我们的组织路线阶级观点，也给他们讲了我们是要什么样的能力”，使本地干部明白“我们要的能力是参加革命的能力”，要从革命的、阶级的利益出发选任干部，不能任人唯亲。除了向本地干部强调原则与政策，还“以原则做标准再来批判那些实际行为思想上的错误”。南下军队的党委也针对军地差异、南北分歧等导致的不良情形开展学习活动。21军党委用一个半月的时间重点进行政治教育。师团一级召开干部会，传达讨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军队任务、南北差异、城乡差异、对待胜利的正确态度等内容，使“干部党员了解目前形势与任务及党的政策方针”；排以下单位则学习军政宣传部编印的政治教材，联系战士的思想与行为进行讨论，表扬正面典型，批评反面案例，以严肃纪律并“加强上下级和互相间的团结”。

干部集中培训缩小了南北干部在政策、纪律等方面的差距，为开展常态化的干部在职学习奠定了基础。6月2日，省委要求各地反复传达、讨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工作的三个指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省委关于会师问题的指示等文件，并有计划地组织学习，无论“工作如何紧张，每日最少抽出二小时学习，务使全党尤其是各级干部都能领会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随后，省委组织部将干部在职学习列入工作计划，规定大单位建立学委会，小单位建立中心小组，工作部门建立学习小组，要求党委与支部在学习中“起核心领导与保证作用”。学习的方法，从检讨总结工作、检查与研究政策执行开始，最后落脚于“思想上的检讨与清理”。7月29日，谭震林在浙江省政府成立大会上再次强调，“整编组织之后，加强学习制度，使之正规化是非常必要的”。

在职学习加强了干部对政策的掌握，推动了干部之间的团结。临安地委自上而下建立了常态化的学习制度，地委直属机关成立学委会分会，从地委到县委所属机关均按照部门或干部的文化程度、理论水平高低成立甲、乙、丙等不同的学习小组。地委宣传部在省委宣传部制定的学习计划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况对学习步骤等作了详细安排。为了掌握干部的学习情况，同时也为了督促干部认真学习，学习小组还利用测验的方式提升学习效果。余杭县委在学习华东局有关新区工作的三个指示后进行了简单的测验，检查干部对学习的重视程度。此外，地委、专署以及大部分县级机关还将干部学习计划和学习后的检讨加以收集整理，出了壁报专刊，“起作用极大”。